2025年是中国欧盟建交50周年的重要年份。半个世纪以来，双方经历过风雨，跨越过险滩，携手合作，为各自和全球的经济繁荣、地区稳定和社会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如今，在国际局势变 *** 织、乱云飞渡的情势下，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对华政策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双方在经贸、安全、全球热点问题、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的观念冲突与立场差异也显著增加。展望未来50年，中欧关系如何发展，中国如何看待和应对在国际局势深刻变化背景下的、正急剧调整对华政策的欧洲，已成为我国对外政策领域需严肃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中国对外战略目标中确立欧洲的地位
要准确认识和处理欧洲，首先应了解我国对外战略的目标是什么。只有了解了对外战略目标，才能确立合适的欧洲政策，让中欧关系为我国对外战略目标服务。概括地说，我国当前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国家和平发展，最终为实现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这个核心目标之下，又可分解出三个具体目标。
之一，营造基本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其中首要是稳定好中美关系。
我国要和平发展，离不开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尽量不能将自身陷入一个面临外部明显强大军事威胁或武力胁迫的境况下，或需对外采取较大规模军事威胁或武力胁迫的情境下。尤其是，中国不能让周边生乱、生战，这会严重损害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为实现这一点，中国必须管理好，尤其是稳定好中美关系，只要中美关系能够保持稳定和一定程度的可预期性，不发生严重的双边冲突，美国不愿或不敢对中国发动武力攻击，或利用 *** 力量使中国陷入某种地区武装冲突中，中国的安全环境大体能得以维护。可以说，只要中美关系稳定下来，中国与在中国周边的美国的同盟国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也能保持大体的稳定，中国台湾地区也不会发起严重挑衅，欧洲也不会有强烈意愿来“印太”地区对中国“ *** ”。说到底，稳定和维护好中美关系，管理好双边冲突，是确保我国安全环境的重要基石。
第二，维持国际社会的整体开放性，巩固和提升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主导力量的地位。
自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就以逐步融入世界经济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为目标。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经济的开放性更加深入和扩大。尽管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我国正加强经济“内循环”，但实施对外开放，尤其是“高质量对外开放”的目标没有变，也不会变，这与我国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密切相关。我国是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算得上是全球制造业中心或最重要基地，其产品与产业链与海外高度相连。因此，确保全球经济秩序整体上的开放性，是确保我国宏观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三，促进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使我国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相匹配。
冷战结束后，以国际多边主义机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被欧美代表的西方所主导，西方国家在这些机制中具有议程设置权优势，掌握着评判其他国家的话语权。然而，随着中国（及新兴国家）实力的增长，其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并没有随之增长，这严重损害到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实质利益，损害国际民主。因此，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和国际社会（尤其是南方国家）一道，向西方不合理的主导优势提出质疑，反对霸权主义、*治和单边主义，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根据当前我国的主要对外战略目标，我国在看待和处理欧洲时就能有的放矢。具体地说，从上述三大战略目标出发，实事求是地看待和确定欧洲在我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和功能。
如何看待和处理欧洲在我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之一，客观认识欧洲在促进中美稳定，塑造我国安全国际环境中的作用。
从目前来看，尤其在特朗普 *** 不太友好的对欧政策 *** 下，欧美之间存在的嫌隙越来越大，包括在安全上，美国要逐渐放弃对欧洲安全的保护责任，逆转俄乌冲突背景下的对俄政策立场；在经济上，对欧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措施；在意识形态上批评欧洲的价值观，并加强与欧洲民粹主义力量的勾连；等等。与此同时，欧盟也对美国采取战略独立（自主）的一些举措。随着欧美嫌隙的加大，中欧双方在理论上有可能适度靠拢，通过一定程度的合作共同对冲美国带来的冲击。尤其在一些具体领域和案例中，比如在气变、多边主义、维护开放的国际环境（包括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可以成为一定程度的合作伙伴。
然而，我国不能指望与欧洲成为反对美国的合作伙伴。欧洲在事实上依然与美国构建了坚强的军事和政治同盟关系，欧洲对美国的军事依赖非常深厚，在可见的未来无法摆脱对美国核保护的依赖；经济上，美国也是欧洲最为重要的外部市场；文化和价值观念上，双方价值观相同或相似，彼此属于“自己人”。总之，欧美拥有同盟关系，在战略利益上相互捆绑和共享，在价值观念上相互认同，这使欧洲不可能也不愿意和我国在战略上共同反对美国。事实上，在共同面临特朗普 *** 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势下，欧洲部分政客依然表示中国才是欧洲最主要对手。
对此，为促进一个有利于我国的安全的国际环境，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在此方面，我国对欧政策应尽量以不 *** 欧洲站在美国一边联合遏华（或与美国相向而行）为目标，而不是以寻求与欧洲共同对抗美国压力为目标。当欧洲在中美博弈中保持相对中立立场时，这有利于我国处理和应对对美关系和维护中美关系稳定。
同时，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国际社会一支和平力量，我国可借助欧洲不愿国际社会生变生乱及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在维和、和平建设及地区冲突治理等领域开展适当合作，并寻求与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冲突中进行共同管理，这也有助于促进我国安全国际环境的塑造。
第二，尽量与欧洲共同推动国际社会的开放性。
从宏观来说，欧洲是一个开放经济体，其主要经济体都实施外向型经济政策。中国也坚持高质量对外开放。双方具有共同维护对外开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一般性共识。事实上，双方都在扩大对外经济关系空间，包括不断寻求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机会。比如，欧盟在加速和全球各地区开展自贸区谈判，中国也通过与不同地区的机制化合作扩大了与世界不同市场的经贸联系。然而，欧盟对华实施“去风险”政策，对中国企业和产品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现象也越来越频繁，这使双边经贸关系的稳定性受到强烈冲击，并对彼此的经济开放性造成严重影响。
对此，我国的对欧政策应尽量减少欧盟对华“去风险”和保护主义政策造成的冲击，以谈判方式尽量维持和推动提高相互经贸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同时积极促进“地区间主义”（主要通过各自与共同的第三方合作）来实现中欧供应链的再融合，维持双方经贸关系与整个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度融合与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发展。
第三，应认识到欧洲在促进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方面有成为中国伙伴的潜力，尽管潜力有限。
如今，欧洲逐渐承认多极化乃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并积极寻求成为其中的一极力量。与此同时，中国支持欧洲成为一极，支持其战略自主主张。在都认可多极化的同时，中欧双方也都强调和支持多极化的有序发展或发展中的稳定性。另外，中欧还共同强调多边主义对促进多极秩序发展的稳定性的意义。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欧洲一定程度上认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权威，尤其是尊重联合国在多边主义当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点与我国不谋而合。
然而，在认可和强调多极秩序稳定性与多边主义在其中所起重要作用的同时，欧洲更多强调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意义，并质疑中国对多极秩序的稳定性带来了“破坏作用”。基于此，欧盟和诸多欧洲国家对华采取所谓地缘政治竞争与制度对抗的政策。中国则一贯不支持基于西方价值观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因为它包含霸权主义色彩，忽略和损害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对此，为维护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秩序，促进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鉴于欧洲认同多极化，赞同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性，我国可积极支持欧洲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共同反对美国霸权争夺和*治的多极秩序观。同时，可与欧洲一道共同维护联合国体系的权威，促进双方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治理领域的更密切合作。当然，双方在国际秩序领域超越上述范围的更进一步合作会存在困难，比如中国无法认真指望欧洲支持中国获得在多边主义机制中更多的话语权或标准与规范的创设能力。
我国对欧政策的适当调整
之一，从“搁置争议，着眼合作”转向“正视争议，管理冲突，寻求合作”。
总体而言，中欧作为两大市场和两大文明，可以在诸多领域开展战略性合作。然而，目前两大市场的竞争性越来越激烈，双方对市场安全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两大市场间的冲突因此日益明显。作为两大文明，本应开展丰富的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然而双方的价值观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增加，欧盟对华“制度对抗”的意愿正在拉大。面对双方日益增加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一味搁置争议已不太合乎时宜，因此，双方可在共同正视各自关切的前提下，先将诸多双边矛盾和冲突管理好，甚至解决好，不让它们损害到双方战略性合作与各自战略利益，在此基础上，双方寻求更深入合作的机会就会更容易。
第二，对欧洲的认知从“非黑即白”转向“既黑也白”。
欧洲将我国视作“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的定位在认知逻辑上没有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上会带来重大困扰。这是欧洲的问题。反观我国对欧定位，与欧洲对华定位相比，可能在认知上又显得过于简单。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将欧洲视作“战略合作伙伴”及“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的伙伴，强调伙伴关系的情况多，突出矛盾和冲突的情况少。尤其在我国媒体报道中，用“非黑即白”方式描述欧洲或特定国家的情况比较常见，对有些国家或团体，要么被描述为“伙伴”，要么被视作“反华”力量，要么是“亲华、友华”力量。这一看待欧洲或欧洲国家的方式可能显得过于随意，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因此，在看待欧洲或特定欧洲国家时，应摒弃“非黑即白”的认知方式，采用“既黑也白”的认知方式，将欧洲看做既是伙伴也是一定程度的对手或潜在的冲突方。在这种认知下，对中欧关系中的问题需进行逐案处理，能合作时就应合作，需斗争时就坚决斗争，不能局限于某种单一认知而在实际对欧工作中投鼠忌器，最终损害自身利益。
第三，“对欧政策服从中美关系”转向“适当独立的欧洲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的国家和地区政策需要服务于对美政策。然而，在欧洲政策方面，需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而不能将全部的欧洲政策用以对冲或制衡美国的压力为目的。尽管欧洲对美依赖依然很深，但它在经济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独立性，战略上也基本可视作一支全球性力量，意愿上正推动战略自主进程。因此，尽管对欧政策要放在处理中美关系和对美博弈的框架内进行考虑，但也应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从而可与欧洲确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关系发展议程，使对欧政策不完全成为对美政策的工具，这在较大程度上能扩展我国对外战略空间，并在事实上更有助于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第四，在整体上，应将欧洲视作国际和平的力量。
从战略上看，欧洲是一支国际和平力量，而不是引发国际冲突的力量。欧洲一体化进程已经使欧盟成员国间杜绝了其内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同时作为一支非军事力量，它在国际社会主动实施或发动重大武装冲突的能力和意愿有限。整体上它也支持联合国 *** 及尊重 *** 原则。基于此，我国可积极寻求与欧洲在维和、地区冲突治理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空间，包括在反核武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中小武器扩散、反海盗和地区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合作，在战略上寻求共同推动和平主义理念在全球的发展，共同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与扩张主义，维护二战后秩序。这些对促进国际和平与稳定，维护有利于我国安全的国际环境具有较大益处。
当然，欧洲不少国家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正大幅提升军事能力，欧盟也在向地缘政治力量转型，欧洲作为和平力量的成色有所弱化。对此，我国也应保持足够警惕，不能固化其作为和平力量的认知一成不变。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