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2025年8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纪委监委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接连发布两条官员被查的消息，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一级调研员张永德和呼和浩特市水务局原副局长、三级调研员聂云霞，分别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张永德此前担任呼和浩特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他和聂云霞作为正副一、二把手曾长期共事。
公开简历显示，张永德，男，汉族， 1970年4月出生，内蒙古党校大学学历， *** 党员。张永德曾担任呼和浩特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1年开始担任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2022年8月，他被任命为呼和浩特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2024年9月转任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
这也是继李建平之后，呼和浩特市水务局又有原“一把手”被查。
李建平案曾被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称为“内蒙古反腐败斗争史上迄今之一大案”，涉案金额超30亿元。
公开简历显示，1982年8月，李建平进入内蒙古电子学校任教，3年后任内蒙古电子工业局团委书记，1988年10月任内蒙古啤酒厂副厂长，后曾担任呼和浩特市体改委干部。1996年3月起，李建平进入呼和浩特水务系统工作，并于2004年6月起任呼和浩特市水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兼春华水务公司董事长。2011年3月，李建平被任命为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2018年9月7日，李建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19年8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李建平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对李建平的通报措辞极为严厉。通报称，李建平理想信念完全丧失，党性原则荡然无存，行为底线全面失守，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占用下属单位车辆，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未经批准多次出入国（边）境；毫无纪律和法律意识，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要求下属公司为私营企业提供办公场所并进行装修，把下属企业当成自己的“钱袋子”和“提款机”，指使下属国有公司挪用专项资金，在购买住房过程中侵犯国家利益。
李建平还被指长期“亦官亦商”，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沆瀣一气，大肆非法攫取巨额经济利益。生活腐化堕落，多次到境外赌博，造成不良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8月曾报道，记者从多位内蒙古政商界等人士处获悉，李建平早年工作也有勤勉的一面，其主要问题发生在呼和浩特市水务局、春华水务公司和开发区任职期间。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年2月刊发《清除经开区发展的绊脚石》一文，披露了李建平案相关细节。据介绍，2011年3月至2018年9月，李建平利用担任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之便，帮助他人承揽工程收受钱物开始，到后来穷尽所能将手中权力充分变现，金额从几万、几十万，逐渐增加到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
该文透露，李建平以某酒店服务员王某、敖某和社会人员徐某三人名义，注册成立公司，法人为王某，但真实老板是李建平。荒唐的是，在初选董事长、总经理和监事长时，李建平竟然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解决，之一名董事长、第二名总经理、第三名监事长。
李建平嗜赌成性，经常用贪污来的资金在赌场上挥霍。2021年8月，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李建平多次去澳门赌博，“一掷千金，赌注甚至下到上千万元”。李建平供述，除部分钱款用于赌博外，其余大多受贿资金被用于购买收藏名家字画、古玩玉器、黄金珠宝、名贵手表，以及大量中外名酒，其酒窖中收藏的各类名酒达数万瓶。
2022年9月7日，兴安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审判处李建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建平上诉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2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更高人民法院核准。
更高法经复核确认，李建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欺骗的手段非法占有国有公司资金14.37亿余元，其中2.89亿余元尚未实际取得；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钱财共计5.77亿余元；挪用公款10.55亿余元，其中4.04亿余元案发前尚未归还；李建平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纵容以赵文远（已判刑）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2024年12月17日，经更高法核准，兴安盟中院依法对李建平执行了死刑。
之一财经2024年10月报道，近年来，水务系统成为国企腐败现象的“重灾区”，同时也是国企反腐打贪的重点领域，产生多起典型案例。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24年内已有至少20名水务国企高管或水务局官员被查，其中近半数为单位“一把手”。2023年全国各地则有约30起水务系统腐败案发生。
该报道引述专家观点表示，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水务建设工程遍地开花。这些工程大多体量较大，且多由财政全额拨款，由此滋生出大量寻租需求和寻租空间。水务系统成为腐败“重灾区”，不仅反映个别人的道德败坏、法律意识淡薄，也暴露出该领域相关监督机制及企业内控仍需完善。
